「五一四」广场斡旋记
【按：有人转了这张照片给我：「瞧，你在煽动学生呢！」我不确定，第一，那是不是我？ 第二，那是不是在天安门广场？ 然而，八九年的五月十四日夜，我确实跟随一批人上了广场，所以后来中共扣我「反革命煽动罪」，这张照片就是证据，我无话可说; 不过那一幕，像个罗生门，有无数人的回忆，无数角度的描述，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版本，2013年写进《屠龙年代》一书中，『尾声：鹦鹉救火』 ，三十二年后的「五一四」就来贴它。 】
在风云突变的前夜，一本印刷极为简陋的《乌托邦祭》，出现在全国各地的书报摊上。 红底子封面，中共领袖群像跃然纸上：毛泽东坐在顶端，左有林彪右为周恩来; 江青头像居封面正中，她下端是康生，以上皆彩照：林彪再往左，是刘少奇; 周恩来再往右，是彭德怀，皆黑白照。 一种典型的历史内幕的地下出版风格。
我至今还保存了一本，视为珍本。
胡耀邦去世十天后，1989年4月25日，上海《文汇报》登了一则头版新闻：
『文坛春意融融，又见新竹挺秀
首届文汇文艺奖昨颁发
苏晓康等五人获文学新人奖，谢晋等十五人获文汇文艺奖，施叔青等七人获「蓝天杯」国际旅游征文奖』
《乌托邦祭》的最后一个插曲，竟发生在「六四」大屠杀之前的一个多月。
在那之前，八八年秋，《乌托邦祭》被江西省出版局封存、准备打成纸浆之际，上海《文汇报》忽在9月24日刊登了一篇该书的节选，标题为《元帅「死」在建军节前》，内容叙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大发雷霆，7月31日第一次常委会跟彭德怀算历史总账; 第二天8月1日是中共建军节，彭德怀仍以国防部长身份接受外电祝贺…。 其中有这两句：
『他的名字、他的头衔，还在被电波载向全国，飞向世界，而他的灵魂却正在庐山之巅经受鞭打和蹂躏。 元帅「死」在建军节前夜。』
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转载了这篇节选。 ——那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正是江泽民。
从后来全国作协、《新观察》等努力推动不能奏效来看，全国公开发表过《乌托邦祭》的，唯有上海。
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腾腾，《文汇报》忽然给我一个「文学新人奖」，还特意派《文汇》月刊编辑嵇伟，专程来北京接我飞沪领奖。 我跟她4月22日坐晚班飞机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沪特快返回北京。 这个奖是由包括柯灵、王蒙、陆文夫等老作家，和王元化、张光年、唐达成等文艺负责人组成的23位评委投票选出的，我之获奖，也许跟《文汇报》选刊《乌托邦祭》有关。
四月下旬的上海，受北京天安门学运的激励，沪上各大学也风起云涌，摩拳擦掌。 我跟嵇伟来沪，本有出来躲一躲的意思，也很担心到上海曝光，反被学生们拉去演讲。 谁料嵇伟领我和施叔青去看望王若望时，坐公共汽车快到站了，她吆喝了一声：
『苏晓康，这一站下车了啊。』
车上有一群大概是学生，立刻四周搜寻叫嚷起来：
『哪个苏晓康？「 河殇」那个苏晓康吗？ 他怎么会在上海？』
这可麻烦了，一下车他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 嵇伟死命地把我从人群中拽出来，再拉上施叔青，飞快逃离。 我是第一次见王若望（1918—2001），在他家里也第一次遇到写《人啊，人！ 》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1938—1996）。
抵达上海那两天，我就犹豫着何时回北京。 若想躲过那场大危机，无非再到苏南去转悠它一个月。 4月25日夜里，往北京家中给傅莉打了个电话，她说：
『回家吧，北京看上去能消停一下了，赵紫阳出来安抚学生，好像挺管用的。』
冲着傅莉那句话，两天后我回到北京; 中午一出火车站，正赶上著名的「四二七」大游行。 那个火烧火燎的大革命阵势啊！ 我只有心里暗暗叫苦。 接下来势态幻变诡谲莫测，学生娃娃一副死磕摸样，老头子们也寸步不让，中间的玩家们兴奋极了。 我这厢自是明白前面已经惹下的《河殇》大祸，会叫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却已难脱身。
回顾那段时日种种，还是引用1990年春法国学者程映湘、高达乐夫妇与我的访谈记录较为详实。
程：你现在进入运动本身了。
苏：五月十四日是个礼拜天，戈巴契夫第二天就要到北京。 前一天，五月十三日，学生突然进驻广场绝食起来。 情势非常紧张。 阎明复已经开始劝说学生，请他们把广场让出来，别影响国事活动，但劝不动啦。 他就找戴晴来帮忙。 戴晴就找了十一个知识分子：李泽厚、刘再复、李洪林、于浩成、温元凯、包遵信、严家其、苏炜、李陀、麦天枢、我，连她自己，一共十二个人，先到《光明日报》，开个座谈会。
一开头大家都强烈批评政府，也讨论怎么办，知识分子应该做点什么。 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还出来跟我们说，胡启立已经有指示，你们今天在这里的讨论，《光明日版》明天全文发表。 其实后来并没有发表，只发了一个消息。
正在讨论的当中，统战部用车送来一个高自联常委到会上，叫王超华，是个女研究生。 她跟我们讲，这次学生绝食没有经过高自联，所以高自联指挥不了他们。 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她已经得到消息，今天晚上一定会武力清场，北京市委已经把清场的军警和各种防爆器材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学生肯定要流血。 她说，我们高自联完全被动了，因为几个主要常委王丹、吾尔开希，都主张绝食，带了人去广场参加绝食了，我们没有办法了，她边说边哭，我们失去控制了，没有办法了，希望你们出面去劝劝学生。
她一说完，我们这些人就吵作一团。 严家其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广场，政府一点也不让步，我们怎么劝得动学生？ 但是温元凯和李泽厚说，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去，一定要去劝，否则怎么行呢？ 李泽厚特别强调：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嘛！
我当时也不主张去广场，因为政府太不像话了，我们没有一点儿前提能劝动学生。 后来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还是去，先起草了一个紧急声明，由我当场写的，是要拿到广场上去宣读的。 声明无非是说两头话：一面呼吁政府跟学生对话、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绝对不允许动用暴力; 一面呼吁学生要理智清醒、不要让人挑起事端、暂时撤出广场。
当时大家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去有没有作用？ 是不是先请几位广场学生过来谈谈，广场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形？ 学生情绪怎么样？ 这样，又把我们十二个人送到中央信访办公室，就是专门接待上访的……。
程：信访办公室在天安门附近吗？
苏：好像在永定门火车站一带。 然后从广场接了十几个学生过来，他们不是绝食的，而是维护广场秩序的纠察队学生。 我们问他们，应该在广场待下去，还是应该撤离？ 他们都说应该撤离。 我们问，广场上的学生们心里怎么想的？ 他们说，也想撤，但是撤不下来，很怪。 我们又问，那么我们去能不能起作用？ 他们分析了一下之后，说你们这些人去，一定能说服学生。
好，大家就决定去了。 到了广场，不是每个人都讲话，好像只有温元凯和我，讲了几句，大同小异，一是肯定学运前期，你们取得很大胜利，靠的是理性精神; 二是现在局势非常复杂，提醒学生不要被保守派利用，要懂得这个分寸……。 我们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当时学生中很多人鼓掌，好像大家都同意这种分析。
接下来，由戴晴出面宣布一个妥协方案。 可是戴晴这个人呢，她说了一个事先根本没有跟我们其他人商量过的方案，她的妥协方案是什么呢？ 她说：
『就这会儿，让赵紫阳，或者李鹏，到广场来，就在这里，对同学们说一句：你们是爱国的！ 或者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就说一句话，让他们离开，然后同学们就撤离，这样行不行？』
说老实话，当时听戴晴这么一说，我都懵了！ 妳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把我们十一个人拉到这里来做戏？ 我猜呢，她这个方案，是跟阎明复反复商量过的，或者是她出的主意，然后阎明复跑去找中央书记处的头头们，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一个一个找，结果就是大家同意，只能到广场来说这么两句话中的一句。 共产党都蠢到了这种地步！ ——“你们是爱国的”，这句话报纸上一直在说嘛。
戴晴这么一讲，学生当然不干了。 封从德马上站起来念绝食誓词，广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扭转过去了。 我们离开那里，回到统战部，我又同李铁映吵了一架。
程：为什么吵呢？
苏：我们回到统战部时，阎明复、李铁映还在那里跟学生代表对话谈判嘛。 他们两个人在那边结束后，过来看我们，向我们表示感谢，进来后打招呼、打官腔，刘再复就站起来，对他们说：
『为什么中央这个时候就不能作点让步呢？ 为什么非要定学生是「动乱」呢？ 明明不是「动乱」嘛，你们也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要这样呢？』
李铁映听了，脸一板说，中央做事情哪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呀！ 就不能随便改嘛，要改也要有个过程。 瞧他那一副训人的口气，刘再复起码要比他年长几岁呀。 本来我们已经很累了，学生又不肯听我们的，心里很难受，眼看事情要闹砸了，我很泄气地坐在那里，一看李铁映这么训刘再复，我呼一下蹦起来说：
『李铁映同志，你们作出「动乱」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快？ 你们经过什么仔细考虑了吗？ 经过什么讨论了吗？ 我的意思是，你这个「动乱」的决定，难道不是随随便便、很草率的吗？』
他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态度缓和了一点，打个哈哈。 我又说：
『每次都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犯错误犯到底呢？ 为什么一定要到没法收拾了才肯罢休呢？ 再承认错误、检讨，再来给人家平反、给人家昭雪，造成极大的损失，现在为什么不能主动一点呢？』
李铁映接下来说，啊，咱们今天不说啦，你们也都累了，我们也很累，咱们今天都去休息吧！
这天就算结束了。 然后闫明复派车送戴晴和我回家。 一上车，我们俩又吵起来，我说戴晴你怎么也不跟我们其他人商量一下你的方案？ 我们是应该去广场劝学生，但也不能这么个劝法呀。
戴晴说，就这么个方案，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 苏晓康，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能使双方妥协的话，你我两人都得进监狱！
程：她也说准了！ 可见她对上层，比你们这些人的了解深刻得多。
果然，「六四」枪响，戴晴进了秦城监狱，我则在「通缉犯」罪名笼罩下，潜伏逃亡一百天，终由香港「黄雀行动」救出，然后是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
回首当年，从六四血光之灾中，依稀仍可辨认出那「人龙」的身影：毛泽东这种「极卑之人」，当道二十七年，天下早已糜烂，然而，我们当年仍难逆料的是，「毛堂」里那具僵尸的遗产，仍在继续糟蹋中国，诚如史学家余英时「借用顾炎武的话说，『毁方败常之俗，毛泽东一人变之而有余』」。
毛的遗产是「造反有理」，却经「文革」试炼，给了他的共产党老战友以惨痛的丧权教训，以致「八九」学生娃娃们竟让所谓「八老」恐惧得大开杀戒，京师屠戮，从此该党便成一个「保权保位、有家无国」的统治集团，也非得绑架整个民族及其子孙后代的家园不可——中国不坠入黑暗，那才怪呢！
本文照片及文字转载自苏晓康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