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先生在《我对西藏问题的三点主张》中提出，为了加强藏人与海外中国民运的联络，应成立工作指导小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也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
首先，藏人的自由事业，不需要任何海外民运团体或人士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指导”。藏人有自己的信仰、历史和自由追求，也有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多年来也一直透过驻各国代表机构，增进藏汉联络与团结。所谓“工作指导小组”，不仅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更令人联想到中共体制中的上下级关系，实质上是对藏人自身政治主体性的不尊重。
其次，关于藏人行政中央与北京的谈判接触，这是藏人以及达赖喇嘛尊者自己的选择，海外中国民运应当尊重。我们应当看到，大量寺院和藏人仍然生活在中国境内，因此西藏问题的任何策略，都有其特殊的现实考量。不论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是否与北京谈判、如何谈、谈什么，海外民运都没有理由指手画脚。
其实，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汉藏协会”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成立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代表开过多次会议，也相互访问过多次。多年来，“国际汉藏协会”的朋友访问达兰萨拉，都有捐助西藏难民、救济海外孤儿。这些情况大概王丹先生都没有做过。西藏行政中央也有多名“汉人联络官”负责汉藏事务，所谓进一步“加强与海外民运对话”就变成叠床架屋。这些事情王丹先生恐怕从前都没有关心过，对汉藏事务毫不知情。
海外民运要做的，首先是应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为什么多年来始终不能真正团结，为什么不能有效整合，为什么难以获得广大海外华人的信任？这些根本问题尚未解决，就急于对藏中谈判指手画脚，这是本末倒置。
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本身就是慈悲与智慧的体现。对于这样一种不同于民族对抗、也不同于政治极端化的选择，我们更应该尊重，并且虚心聆听、学习，而不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替藏人决定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
所以，任何海外民运团体和人士，都不应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西藏自由事业进行外行式的指挥，更不应把自己的组织模式和政治判断强加于藏人。真正的团结，建立在平等与尊重之上。海外民运首先需要做的，不是“指导”藏人，而是要学会理解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