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紐倫堡「文革60週年研討會」
二0二六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六十年、文革結束五十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四十年。這本書也出版了英文版和日文版。二0二六年再版的這個版本，沒有修改以前版本的觀點和內容，保留原有的文字和寫作風格，只對文革中一些事件的情況做了增補。為此，本書作者四十年來對「文化大革命」的新認識，在作再版增補的同時，在這一〈前言〉中加以分析與陳述。
“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
二十一世紀人類的目光經常越出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現在只知道地球上有生命。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行為從根本上來說，也是自然行為的一部分。在地球上，除了有“自然力量”，還有“人為力量”在起作用。核分裂鍊式反應釋放巨大能量，是一種“自然力量”，利用核能發電，是“人為力量”來發揮作用。機器人是一種信使體，機器人行為也可以有目的，但這個目的是人們有意地從外部輸入機器人內部的。人類行為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人為行為，也就是人的有目的的、有意行為或不行為；二是人的自然行為，如逃避災難。當一個人明知災難來臨時， 能夠逃避而有意不行為，就不是自然行為，而是人為行為。自發性的巨大數量產生的動物或人類群體行為，都是“自然力量”，“自然力量”是宇宙中最強大的力量，人類只能有限控制。直到今天，金融風暴是一種自然力量引發的自然行為，人工智慧的發展可以控制金融風暴，使它成為人類行為。
文革使我知道，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不是什麼」人民群眾創造的“，是一個人或幾個人創造的。廣義“創造”包括“倒退”，所以，人類歷史的大趨勢，可以用AI，像天氣預報一樣預測。 預測也會改變歷史進程，這稱為爲「反饋」。 文革是人類史上的奇蹟，沒有一個統治者敢於攪動被統治的億萬民眾，在對他本人「個人崇拜」的狂熱中，讓他們起來向全國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員宣戰，而毛澤東就這樣做了。這是掌握黨國大權的人，憑藉著個人意志力操控的民粹主義運動， 這是一種「人為力量」。
一九七六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中國大地上產生了一種與十年文革「人為力量」不同的、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一九七六年全國民眾為悼念周恩來而爆發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實質上是與文革精神完全相反的運動，但在毛澤東個人意志支配下，4月5日這一天，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暴力鎮壓，是一種“ 人為力量”作用的結果，對「四五運動」的鎮壓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毛澤東用暴力鎮壓了天安門運動後，不到半年毛澤東去世，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從毛澤東的遺孀江青被捕到鄧小平掌握中國最高權力，文革一步一步被否定，中國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依然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所謂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式的個人崇拜，在最近十年來又一次在中國上演。在文革發生六十年後的今天，回顧往事，可以看到，一九八九年6月4日，鄧小平暴力鎮壓第二次天安門民主運動，是毛澤東「陰魂不散」、「人為力量」作用的結果。
人類社會的每個世紀都有一、兩個代表世紀精神的重大事件。十五世紀是文藝復興的世紀，十六世紀是大航海和宗教改革的世紀，十七世紀是科學革命的世紀。十八世紀是能源革命的世紀，十九世紀是大英帝國的世紀。二十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共產主義的興衰, 二十世紀成為戰爭和革命的世紀。九十年代柏林圍牆的倒塌和網路的興起預示著世紀精神的大轉變，二十一世紀是資訊革命的偉大世紀。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發生六十年後的今天，在資訊革命和人工智慧時代，對人類重大歷史事件的分析，可以從人類、自然、人工智慧的「廣義行為學」上進行分析。把政治、經濟看作為「 人為力量」與「自然力量」以各種不同方式交織的現象，不同的交織方式與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宗教信仰有關。對文化大革命，包括天安門事件的分析，有助於今天更好地理解專制獨裁、民主自由和民粹主義在人類行為學上的差異。
在維持原有版本的觀點和文字內容的情況下。作為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和兩次天安門事件的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新版本時，本文談一談宮廷政治在當代中國的表現形式，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兩種力量——「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對中國未來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的綱領
毛澤東時代仍帶有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特點，天高皇帝遠，人民身受的壓迫，直接來自當地的官僚。在毛澤東時代成長的大學生、中學生、中青年教員和幾乎所有年輕人，遇到了一個他們從未想過、更未見過的政治運動，很多人不是投入進去，而是被捲入了進去。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的大大小小當權派，當他們被揭露、被批鬥時，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國發生了什麽，就是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面對文革風暴，也只知道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在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掌握中國大陸政權後，從一九五四年設立國家主席職位開始，擔任了五年國家主席，一九五九年4月開始，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依照憲法規定，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只是不掌握實權的國家元首，實權掌握在憲法未規定的、共產黨最高領袖毛澤東手裡。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形成了一個以劉少奇為中心的、與毛澤東的政治主張不一致的不同派系。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為了清除劉少奇一大批黨內的實力派。在一九六六年，他當時完全不可能依靠召開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來實現，時間拖得越久，劉少奇的勢力就越大。毛澤東寫進《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話，非常清楚地表達了毛澤東的想法：「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在《五一六通知》後兩個多月公佈的《十六條》，用更簡練的語言表達了這一綱領，這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雖然後來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九.一三事件”，直到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去世，這一綱領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執行。由於執行這一綱領，文革造成了中國四大變化：一是確立了毛澤東個人獨裁和最高權力終身製，以新的形式恢復了中國傳統的專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國大地上的所有資本主義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閉關自守，生產資料絕對公有製的計劃經濟；第三，人民的權利被剝奪殆盡；第四，中國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宮廷政治”與“革命造反”
文革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王朝政治中經常發生的、強化皇權現象。中國的王朝政治傳統根深蒂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一九一二年1月1日成立的「中華民國」開始以脆弱的「共和製」取代傳統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傳統的王朝政治以「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形式存在。
毛澤東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就是從根本上摧毀一九四九年還帶有某些“共和”色彩的“人民共和國”，用“最高指示”代替法律，成了“紅色王朝”的君主或皇帝。毛澤東的文革，本質上是從根本上廢除共和、依靠人民、清除政敵、強化皇權的一次大規模行動。
宮廷政治的特徵是權力集中在皇室內部，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國，權力集中於毛澤東和共產黨政治局幾個人手中，最高權力的轉移沒有不可動搖的規則，為爭奪最高權力，派系鬥爭頻繁。在毛澤東掌握最高權力的道路上，劉少奇與毛澤東的關係有重要作用。劉少奇從三十年代以來就是毛澤東的支持者，五十年代後期，毛澤東發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全國性的大飢荒，劉少奇公開批評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在擔任一屆「國家主席」後，把「國家主席」職位讓給了劉少奇。在劉少奇、鄧小平一起主持工作期間，劉少奇的勢力愈來愈大。從一九六二開始，毛澤東就懷疑劉少奇威脅自己的最高領導地位。以往毛澤東不帶著妻子江青出訪外國，當江青看到劉少奇妻子王光美出訪外國帶著項鍊、穿著當時中國女人不穿的旗袍時，引發了電影演員出身的江青的強烈嫉妒、林彪對羅瑞卿在軍隊中權力的擴張、林彪妻子葉群與陸定一妻子嚴慰冰互不相識時在商店購物時的衝突，楊尚昆對毛澤東安裝“竊聽器”，這些事件，都成了毛澤東和江青決心清除劉少奇支持者“彭羅陸陽反黨集團”的心理原因。
中國歷史上的舊專制制度，為了強化皇權，需要從宮廷中清洗掌握實權的功臣、宿將。為了清洗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這些當權派，第一次把隱藏的宮廷政治變成了全民可見的，清除當權派異己勢力的「 革命造反」。許多當權者在文革前的專橫跋扈、欺壓人民，對他們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部分民眾「革命造反」帶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這些遵循毛澤東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後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中遭到了更為嚴重的摧殘迫害。北大的聶元梓的幫手孫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動者，也是文革受難者。孫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後被徹底打倒，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在一九六六年貼出了《鄧小平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字報。文革後進入了鄧小平「開明專制」時代，但鄧小平不去追究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責任，卻懷著恐懼文革重演之心，從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開始，在「 反自由化」的同時，注意防備文革中響應毛澤東號召的造反派的再起。
兩次天安門事件
在當代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兩次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第一次起因於一九七六年悼念周恩來，第二次起因於一九八九年悼念胡耀邦。這兩次天安門廣場事件，既是民眾自發的悼念運動，又是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與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在性質上毫無相同之處。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後果，導致了華國鋒的下台和鄧小平成為中國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當1989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爆發後，鄧小平完全看不到兩次天安門事件的相同之劇，而恐懼地認為：「 文化大革命」又要來了。鄧小平調動了數十萬軍隊開進北京，一手製造了震驚世界的「 六四慘桉」。
在這兩次天安門事件中，中國政府都把數十萬、數百萬民眾參加的和平抗議，當作為「 反革命暴動」而加以鎮壓。許許多多人長期為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真相而努力。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我把當時的筆記寫成了《四五運動紀實》。一九七八年8月，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我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主辦的「 真理標準」全國討論會上，用「哲學幻想小說」的形式，以《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實踐法庭》為題做了發言，在《光明日報》馬沛文的幫助下，改成近兩萬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頁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這篇為天安門事件翻桉的長篇文章，通過“跨時代旅行”，我訪問了十七世紀意大利審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理性法庭」和未來中國「實踐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一九七六年北京發生的四五天安門運動。兩個月後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宣佈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
在江青下台、華國鋒時代的大環境下，雖然天安門事件沒有翻桉，談「實踐法庭」的「跨越時代飛行」的幻想小說還是通行無阻。在《三個法庭》發表後，我又寫出了第二篇“ 幻想小說”，訪問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專制政體”、英國“光榮革命”後的“立憲政體”和二十一世紀美國的“社會共和政體”。在北京《新時期》一九七九年創刊號發表和連載。文章題目是《三種政體──專制、立憲、共和政體考察記》。一九七九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與社科院劉長林、李惠國、欒文華共同合作的《四五運動紀實》。
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兩次“天安門事件”，都由三大部分組成，一是天安門民主運動，這是一種主要由“自然力量”引發的運動。第一次是由北京市民廣泛參與的民主運動，第二次是以北京高校學生主導的，北京工人、知識分子和市民參與的、規模更大、全國性的民主運動；二是中南海內部上演的、有中國王朝傳統的宮廷政治；三是對手無寸鐵的民眾的和平抗議的暴力鎮壓，即一九七六年「四五」暴力清場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殺」，這是一種純粹由「人為力量」造成的事件。三十六年來，天安門母親處於無盡的痛苦中。 「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經過全世界電視直播，直接引發了東歐的變化。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先後表態嚴厲譴責中共當局的六四暴行；各國中國留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抗議北京政府; 北京以及各地大學生發起“空校”運動, 他們不惜生命臥軌攔截火車, 要讓全國城鄉人民了解事件真相, 對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內外大批中共黨員公開宣布退黨。
「六四」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 「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由「自然力量」引發的「全球政治大旋風」。面對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東德政府不敢再開槍射殺逃亡者。 「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一九八九年11月9日，「柏林牆」在「自然力量」衝擊下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湧進西德。 「柏林牆」的倒塌，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轉折的一個標誌。
「六四」引發的全球巨變，這是「自然力量」造成的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一黨專政」的崩潰和蘇聯的解體。在世界大潮前，在全球“資本主義大潮”的推動下，鄧小平用他個人的“人為力量”，挽救共產黨政權，放棄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使中國走上了共產黨專政下的局部“資本主義化”道路。鄧小平的歷史角色是，既延續了毛澤東的專制主義，也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
文革與「六四」的共同根源
在最近半個世紀中，文革中掌握全國、省市權力的人物，一個一個離開了這個世界。文革當年的「紅衛兵」、「紅小兵」現在都已七老八十。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掌握了最高權力，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否定文革運動，把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文革中大權在握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張春橋、姚文元送進了監獄。
在文革爆發六十年後的今天，回顧文革，可以看到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和林彪兒子林立果對中國的深遠影響。林彪是「個人崇拜」的發動者，林彪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動搖後，林彪兒子林立果反其道而行之，一九七一年3月23日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等人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是「武裝起義」的諧音，這是旨在推翻毛澤東統治地位的軍事政變計劃書。該文直將矛頭指向毛澤東，指出毛澤東是「封建暴君」。根據《紀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劃了八種手法殺死毛澤東，包括炸火車或鐵路橋、使用火焰噴射器、以及直接用手槍刺殺等。一九七一年9月13日凌晨，文化大革命的「副統帥」、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外逃，在蒙古墜機身亡，當時毛澤東決定把林彪事件和《紀要》向全國民眾廣泛傳達，與毛澤東的願望相反，《「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廣泛傳播，成了全國一場空前規模的、認識中國專制政治的“思想解放運動”，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天安門運動，實際上是北京學生和北京市民在《“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影響下，以紀念周恩來為名、在“自然力量”推動下、反對毛澤東的行動。
毛澤東公佈《「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目的，是為了說明林彪「背叛」他的原因。事實是，毛澤東與林彪總是連在一起，沒有林彪在全中國倡導對他的“個人崇拜”，就沒有毛澤東“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上冊P.85）的地位。林彪之死使毛澤東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有錯誤，提出「 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一九七五年初，毛澤東讓鄧小平復出，擔任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鄧小平的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使中國經濟大有改善。 11月毛澤東希望在鄧小平主持下，通過一個承認文革「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的決議，鄧小平沒有接受。於是，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桉風」就此展開。
毛澤東統治中國第一要務是穩固掌握全國的軍隊。美國諾曼岱爾學院教授丁抒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變開始』，以中南海「宮廷政變」告終，葉劍英自始至終參與其事，起到了難以替代的作用。」1一九五九年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被撤職後，林彪掌握軍隊。由於林彪長期生病，賀龍、羅瑞卿逐漸掌握軍隊的實權。 文革前夕，毛澤東就以清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為名，解除了羅瑞卿的全部軍隊職務，一九六六年1月初，毛澤東任命葉劍英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並擔任原來羅瑞卿擔任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委祕部書記。文革初期，毛澤東在發動打倒劉少奇同時，解除了賀龍軍委第二副主席的職務。一九七六年周恩來逝世，在四月清明節前後爆發了第一次天安門群眾運動，這項運動是對掌握文革大權的「王張江姚」四人幫的抗議運動。近半年後，毛澤東去世。毛澤東去世後不到一個月，華國鋒、汪東興在葉劍英的支持下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王張江姚」並把他們關進了監獄。為時十年的文革宣告結束。
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掌握黨政軍最高權力只有短暫的兩年。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天安門運動翻桉後，鄧小平也是依靠葉劍英的幫助和支持，從華國鋒手中奪取了中國的最高權力。這些主要是「 人為力量」起作用的結果。
鄧小平文革結束後，否定文革，是一場「局部的非毛化」運動，由於「非毛」不全面、不徹底，毛澤東文革和專制獨裁的陰魂不散。就是鄧小平本人，在掌握中國最高權力後，面對規模更大的第二次天安門運動，採取了比一九七六年更殘暴的鎮壓方式，用機槍和坦克殺害了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文革過去四十年後，現在還活著的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紅小兵”，以習近平為代表，在掌握了國家大權後，又學起了毛澤東“專制獨裁”那一套，大搞個人崇拜，把毛時代的一套重新搬上政治舞台，從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推翻王朝建立共和」理想和實踐，否定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取消了鄧小平時期一九八二年憲法關於國家主席、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向毛澤東時期的政治大倒退、向有幾千年歷史的「帝皇專制政治」大倒退。在二○二六年文革結束半個世紀的今天，中國產生了愈來愈強大的製止“大倒退”的“自然力量”，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大變革正在來臨，可以預見，二十一世紀三十年代將是中國大變革、大發展、大繁榮的新時代。
全面推進中國的“非毛澤東化”
歷史是不可磨滅的記憶，歷史真相不容掩蓋，所有掩蓋歷史真相都會重新恢復。一個在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九八九年中國六四大屠殺，歷經三十六年還不能在中國大地上恢復真相，在於文革和「六四」的共同根源，在於鄧小平在否定文革時，沒有指出毛澤東是林彪和「王張江姚」的總後台。
從文革發生以來的六十年中國全部歷史證明，只要毛澤東思想在名義上和實際上統治中國，中國的專制政治就不會消失，中國就不會有民主政治。 一九九三年12月24日，這是毛澤東誕生一百週年的前一天，巴黎《歐洲日報》上刊登了我寫的《改造天安門廣場計劃》，文章說： “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毛澤東的影響僅次於孫中山。孫中山推翻了滿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創建了中華民國，而毛澤東則在中國大陸，以「人民共和國」的名義，建立了「新帝制」。現在的中國，正面臨著一場巨大的轉變，這場轉變的中心內容是“全面的非毛化”，使“一黨專政”的中國大陸，變為自由、民主的中國大陸，並在自由民主和地區多元化的基礎上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在這轉變過程中，為了清除毛澤東專制主義的影響，天安門廣場有必要進行重大改造。 如何改造天安門廣場，需要城市設計和規劃的專家按科學和聽取多方面意見來決定，上述文章只是為了提供專家參考。在改造天安門廣場的前後，需要依歷史真相全面修訂、改寫中國近代、現代中國歷史。未來的中國將出現一個思想解放的新時代。
中國歷史兩大循環和法蘭西「第一共和」到「第五共和」對中國的啟示
一九八九年9月14日和15日，法國《歐洲日報》和美國《世界日報》刊登了我寫的《如何看待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長期以來，我們在看待中國歷史時，過多地為一些名稱和象徵而爭論不休。法國並沒有像中國人那樣，創造出「法蘭西民國」、「法蘭西人民共和國」等不同「國家」的名稱。第一共和國'後，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國民黨、共產黨，依靠暴力和戰爭先後取得了政權，每個政權都把共和主義的原則拋在一邊，而建立起軍閥或'一黨專政'的專制政治。
中國歷史上有兩大循環──一是王朝循環、二是統一分裂循環。毛澤東是二○世紀中國的秦始皇，與秦始皇一樣，毛澤東在二○世紀保持中國大陸的統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不承認俄國侵占中國北方領土的合法性，2毛澤東也是一位氣魄豪放的中國詩人。 「非毛化」不是為了用政府權力幹預人的信仰自由，每個人都有權利談論自己對毛澤東看法。 「非毛化」是清除中國「皇權崇拜」的思想和政治，清除天安門廣場的「皇權崇拜」的標誌。辛亥革命在中國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國的「第一共和」。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是名義上的共和、實質上充滿帝制特徵的“第二共和”，“非毛化”的發展必將導致中國走向一個和平民主、政治現代化、經濟大發展的新時代——“第三共和”時代。 3 在恢復六四真相的過程中，全面推進中國的“非毛化”，對中國來說，中華民國仍然是第一共和，現在在台灣還存在，而且走上了自由民主和大發展的道路。一九四九年的人民共和國，就像法國路易· 波拿巴時代一樣，成了二○世紀中華帝國，鄧小平一九八二年憲法，只是使所謂的“人民共和國”穿上了“共和外衣”；現在脫去了“共和外衣”，穿上了“ 皇帝的新衣” 。中國的前途是建立民主自由的「第三共和」；在「 第一共和」和「第三共和」並存、自願互利共同發展的基礎上，透過和平途徑，沒有時間表，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 聯邦中國」4，「聯邦中國」將消除中國歷史的兩大循環－王朝循環、統一分裂循環，「聯邦中國」就是「第四共和」的中國。
人類歷史經歷了二十個世紀的地中海時代、五個世紀的大西洋時代。在未來的「聯邦中國」時代，正是全球從大西洋時代進入印度洋太平洋的時代，中美兩個太平洋大國，加上歐洲聯邦，將成為全球和平民主的中流砥柱，中國的前途光輝燦爛，一片光明。在印度洋太平洋時代以後，人類將進入「大航太時代」。
轉載來源：議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