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先生在《我對西藏問題的三點主張》中提出，為了加強藏人與海外中國民運的聯絡，應成立工作指導小組。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也是大漢族主義的表現。
首先，藏人的自由事業，不需要任何海外民運團體或人士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指導」。藏人有自己的信仰、歷史和自由追求，也有至高無上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多年來也一直透過駐各國代表機構，增進藏漢聯絡與團結。所謂「工作指導小組」，不僅帶有大漢族主義的色彩，更令人聯想到中共體制中的上下級關係，實質上是對藏人自身政治主體性的不尊重。
其次，關於藏人行政中央與北京的談判接觸，這是藏人以及達賴喇嘛尊者自己的選擇，海外中國民運應當尊重。我們應當看到，大量寺院和藏人仍然生活在中國境內，因此西藏問題的任何策略，都有其特殊的現實考量。不論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是否與北京談判、如何談、談什麼，海外民運都沒有理由指手畫腳。
其實，在美國紐約的「國際漢藏協會」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成立了，漢藏兩個民族的代表開過多次會議，也相互訪問過多次。多年來，「國際漢藏協會」的朋友訪問達蘭薩拉，都有捐助西藏難民、救濟海外孤兒。這些情況大概王丹先生都沒有做過。西藏行政中央也有多名「漢人聯絡官」負責漢藏事務，所謂進一步「加強與海外民運對話」就變成疊床架屋。這些事情王丹先生恐怕從前都沒有關心過，對漢藏事務毫不知情。
海外民運要做的，首先是應該反省自己、檢討自己：為什麼多年來始終不能真正團結，為什麼不能有效整合，為什麼難以獲得廣大海外華人的信任？這些根本問題尚未解決，就急於對藏中談判指手畫腳，這是本末倒置。
更重要的是，達賴喇嘛尊者所提出的中間道路，本身就是慈悲與智慧的體現。對於這樣一種不同於民族對抗、也不同於政治極端化的選擇，我們更應該尊重，並且虛心聆聽、學習，而不是站在漢人的立場上替藏人決定什麼才是「正確」的道路。
所以，任何海外民運團體和人士，都不應該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對西藏自由事業進行外行式的指揮，更不應把自己的組織模式和政治判斷強加於藏人。真正的團結，建立在平等與尊重之上。海外民運首先需要做的，不是「指導」藏人，而是要學會理解藏人。